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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從這里正確打開
文章作者: 鄭宇佳    更新時間: 2020/5/28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在今天下午經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正式出臺問世。我在這既莊嚴肅穆又歡欣鼓舞的歷史時刻,想到的,除了是《民法典》本身的內容,還有我關注了很多年的問題——讓大家如何懂?如何用?如何對民法規則形成言行與內心的尊重?



▲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勝利召開


  從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算起,我們有自己的民法已經35年了。從歷史旳繼受角度考量,甚至可以再算更長遠,從1929年《中華民國民法典》起計,近現代意義上的民法在我們這片土地上已經存在90多年了。
  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我們的學者對民法精專深的程度是世界一流的。我們的普羅大眾對民法掌握的知識也不少——許多市民在借款給別人以后,過了一段時間都會問問律師“是不是不追了就過了時效?”這就是最好的例證。應該說,我們這個國度以及這個國度上的人們并不缺乏民法知識。
  但是,我們欠缺的卻是讓民法真正能發揮其作用的,讓大家能在實踐中讀懂民法的,在施行民法的社會中應有的——民法文化——根本而言就是私法文化。



  正如法國大思想家盧梭所說的“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里?!痹谖覀兊摹睹穹ǖ洹烦雠_后,我們除了要加快從理論上,在實踐中把它理解透,詮釋透,我們更應追求的是它能植入每一個普羅大眾的心中。
  從更根本上來說,我們要做的是——加快加深民法文化在中國大地上的培育。從這里正確打開《民法典》!



▲鄭宇佳副主任與中國民法學泰斗梁慧星教授


  一、我們現在怎樣?——民法文化的欠缺
  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欠缺民法文化,其中最明顯,最根本的是——我們的歷史欠缺所有權觀念和人格權觀念,并影響至今。
  
  1、所有權觀念欠缺
  第一,中國封建歷史長期以來政治壟斷,政府權力過大并且官商一體,我國商人不能像西方商人那樣在政治多元的夾縫中生存。再加上意識形態中對商業的歧視,最終讓商人不能成為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獨立階層,也不能形成與皇權之間的競爭機制,所有權不存在發生的前提。而在廣大的皇權不過多干涉的鄉土領域的鄉土社會,以家族為本位的財產留在家族內部不能分割也不能自由流動,財產實質是處于靜態的占有中。于是,商業土壤的匱乏導致了所有權制度的缺失,也就使得所有權觀念自然欠缺。
  第二,在以家為基本社會制度之中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財產個人私有制,如現代學者瞿同祖指出“禁止子孫私有財產在禮法上可以說是一貫的要求。法律上為了防止子孫私自動用及處理家產,于是定下明確規定……子孫既不得私擅用財,自更不得以家中財物私自典賣,法律上對于此種行為的效力是不予以承認的?!敝袊鴤鹘y的社會制度中,家內成員不具有個人財產權,就連家長本人也不過是代理整個家庭管理家中財產。這樣,個人財產的不存在,當然也無所有權觀念可言了。

  2、人格權觀念欠缺
  第一,傳統中國社會是家族本位,傳統法律特別重視保護和促進家庭、家族在社會中的地位和穩定。國家法律保護家長、族長所掌握的生殺大權,把家規也提到具有法律效力的位置。家長之外的人毫無獨立人格可言。這樣,人格權觀念亦無從可言。
  第二,工商社會會自然地有人和物的“主體”“客體”之分,但我們長期處于農耕社會的歷史,長期缺乏人的“自身掌握自己命運”,成為主體的自信。我們的哲學邏輯,講求身、家、國、天下的遞進推演,既沒有柏拉圖的理念世界與現實世界哲學認識,也無法理解康德的本體與現象界的區分,也就難以真正理解人格。難以理解當然就更難以成為社會共識。所以人格權觀念的欠缺就成為了必然。

 

▲鄭宇佳副主任在《民法典》編纂研討會上與著名民法學者徐國棟教授


  二、我們為什么會這樣?——民法文化欠缺的原因
  我們欠缺民法文化,客觀說,是先天形成的,是數千年中國社會傳統與法律傳統決定的。我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1、法的功能在于刑罰而非保障人民權利的法律傳統影響
  在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中,“重刑而輕民”,法律的功能偏重對違法行為的懲罰,甚至認為法就是刑罰“法者罰之體,罰者法之用,其實一而已矣”,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民法乃至私法與相應的文化。最典型的是中華法系最輝煌最高成就的代表《唐律疏議》中,即使是民事關系也通過刑罰方法加以規范,如凡負債契不償,“一匹以上,過二十日笞二十,二十匹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備償”。
  事實上,這種傳統法律文化影響至今,在我們現今的實踐中,還會有不少當事人就純屬民事借貸關系,由于債務人償債能力客觀減弱,問詢“如果借債不還,能否報警,要法院判對方坐牢?”這就是最好例證。
  但與這種傳統法律文化格格不入的,恰恰是近現代的法的價值觀。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在這些規范中自由地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決于個別人的任性的性質。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法在近現代被認為是與權利、公平、正義相關聯,法律是通過確定和保障權利來維護人的自由。
  由此,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民法所崇尚的主體平等、人格獨立、意思自治并主張個人權利不可侵犯如此大相徑庭,民法文化是難以孕育的。

  2、集團權力本位而非個人權利本位的法律傳統影響
  在中國傳統社會,以小農經濟為特征的自然經濟決定了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單位是家族,在宗法關系中,家族成員只能服從,其身份、經濟生活完全由家長、族長的意志支配,獨立人格和意志無從談起。在這種氛圍之下,更多的是國家、宗族、家族的權威或權力。而作為社會成員的個體,只有服從的義務和責任,私權利無從談起,創造性無從激發,主體意識無法覺悟,個人的獨立和自由無從實現。
  家族以外的范圍,其實又是家族的延伸。在中國古代傳統社會以集團權力為本位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國家的實質是家族的放大,以禮為核心的家族綱常倫理被作為鞏固政治國家的制度核心,上升為法律規范。
  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中國人把自己看作屬于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在家庭之內,他們不是人格,因為他們在里面生活的那個團家的單位,乃是血統關系和天然義務。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乏獨立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系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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